元、明、清三代由于是进入封建社会的后期和末期，尤以明、清两代城市手工业经济发展所促成的社会思想意识的转变，不仅是宗教信仰较之以前逐渐淡漠，即对于死后的墓葬礼仪，特别是对于随葬的俑人，由于早在宋代就兴行纸扎人马送葬，以致土、木、陶、石等俑人的制作更少。元代的统治者是来自塞北蒙古的游牧部族，刚强自尊，对于蒙族的一切风习制度及衣冠服饰，也多保留在他们的丧葬中。更由于统治阶级所抱有的民族岐视，以致在一般的贵族官僚墓葬中，随葬俑人也多用蒙古人像，间或有少数采自中亚的“色目人”，这在元代一般墓俑中是常见的。只是在考古发掘中，各地区出土的元墓为数不多，而且有的无随葬俑。如六―卜年代在山西、辽宁、江西、河南等出土的少数元墓，均未见俑人出土。五十年代初期，陕西西安附近曾出土有一座耶律世昌的墓葬，墓中一组灰瓦色陶质俑人，有马队和男女侍从等。所有人物，都表现出蒙族的形象。不论从脸型、服饰以及姿态动作，都明显地看出蒙古人民所具有的朴实、刚毅、勇敢的性格。在塑造技法上，虽显得简单，但交代明确，更能以抓住人物的典型形象，并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地方民族风格。

1956年陕西西安南郊，出土一座元代初年，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公元1275年)，曾做过南宋节度使的段继荣的墓葬。墓室不大，为夫妇合葬，虽仅出土有男、女侍从陶俑十二件，但塑作技术较好5另外的陶马车一辆，马和鞍马八匹，都具有虎虎生气。八件男俑和四件女俑，均蒙古装扮，如其中一提壶男俑，从衣帽穿戴到神态脸型，一望而知为性格强悍的蒙族人民，特别是两腿叉开的站立姿式，是任何其它时代俑人中没有的。不仅是男俑，女俑也多是如此。而这一墓中出土的女俑，塑技和造型都有较高的水平。四件女俑，服饰装扮各不相同。如其中一服装整齐、拱手站立、颇类似主妇身份的女俑，不仅比例合度，姿态表情也自然而富有生气，而且塑作手法细致，衣裙棱角分明，是一件艺术性较高的人物雕塑佳作。

这一墓的随葬明器，有一件高20厘米的陶灶模型，结构虽甚简单，但如从艺术造型上说，是一件很好的雕塑作品，而且也表现了元代蒙古族豪放不羁的气质特点，虽然是一件无生命的器物，但当塑工塑制它时，由于时代的精神感染，仿佛可当作一件有生命的东西来进行“创作”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所谓时代风格或时代精神，是可以从多数当代工艺美术品制作上体现出来，这已经是美术考古上的通例了。

1978年，陕西省户县出土贺姓官僚祖孙三代的三座墓葬，共有男女墓俑七十多件，马、驼和其它动物三十多件。在五十件男俑中，有九件骑马俑，一件骑驼俑，十九件卫士俑，一件武士俑。但骑马者似非仪仗侍从，多为墓主家族出行，狩猎的装扮、穿戴的仍是蒙古装，有的还挎有腰刀，形象生动，颇具神态，骑驼俑则是一髯须高鼻的胡籍歌手，正坐在驼背上击鼓高歌，神态昂扬，从容自得，形神之生动，几可与较好同类唐俑媲美，座下骆驼亦极富有装饰性，与其本性的迟钝也正相适称，另外的一件卧地反刍的陶牛，神态生动，可说是元代一件有代表性的好作品。男女侍从俑的穿戴和梳妆，虽都是蒙古袍褂或左衽衣裙，但仍是形式多祥，尤以十九件女侍俑，在发式上几乎人各一式，有挽髻、盘髻、单髻、双髻以及双辫等种种不同样式，而且所塑出的浑朴憨厚的形象性格，一看就知是蒙族妇女。

以上的三处元墓，虽然都是在陕西省境内，但就蒙族墓室中的随葬俑人采说，尤其侍从俑，三处都是同类样式，即男俑多两腿叉开，神态倔强，女俑也多是形象轩昂，很少有绮丽婀娜之态。这大约就是元代墓俑因种族不同而形成的一种特点。至于在时代风格上，它虽是上承唐宋俑而来的一个短暂时期，但却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和时代精神。

就全国范围说，明代墓葬出土的俑虽较元代为多。但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8年编印的《中国考古学文献资料》公布的田野考古统计，从新中国建国初期到1966年止(中国田野考古最高潮时期)，全国各地共出土明墓近六十处，其中有随葬俑人者仍居少数。现就具有代表性的有随葬俑人的明墓列举数处：

从明墓俑人出土的数量上说，六十年代发掘出土的明万历皇帝定陵，随葬木雕侍从俑人颇多，但因大半朽残，已失去艺术价值。由此可知，明代由于木雕技术发达，用木雕俑人随葬的明墓不少。其俑人保存较好者，为1960年上海市出土的两座明上海大族潘姓兄弟墓室。两墓都是夫妇合葬，随葬明器以木雕俑人和木雕家具较为完美。木俑约五十件，分乐舞、仪仗、侍从、杂役以及侍童等，均雕制精工，人物生动，且保存较好，未有朽损。如其中的乐俑和侍从俑，各有不同动态，形神并优异。说明上海地区，明代轻工业已很发达，所以才能有手艺高超的木雕艺人雕制这样一批优秀的木俑艺术作品。

在陶俑方面，也是1960年，河北省阜城县曾出土一座明代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廖纪的墓葬。原来在墓前雕置有石人、石马等仪卫，今多倒没。其墓室结构特殊，一如秦、汉大墓，在墓室前另挖有俑坑一处，内列置陶塑画彩的俑人、仪仗、轿马行列以及居室模型，厨灶用具等生活用品。仪仗行列分左右两队，一队吏部，一队为兵部。两队人物执司相类，每队前列鼓乐骑俑四对，后为仪卫骑俑四对，最后为八人抬的暖轿或“显轿”(类似今天的四川滑竿)，轿的左右各有扶轿侍卫二人，又在鼓乐骑俑行列中，夹有骑卫一人，在仪卫骑俑中，夹有鞍马一匹，牵马卒一人，且仪仗骑俑都背有“吏部”或“兵部”的木牌。这就使人物身分能明白无误。另外，在居室厨房中，还有执行劳役的女俑二十二人，共同组成为明代官僚贵族居尊生活的一个缩影。在俑塑艺术方面，这一处陶俑体积比一般的墓俑大(高约40厘米)，烧制的火候也较高，几类于瓷塑，加以周身画彩，制作亦精。所以其艺术价值要高出一般的明代墓俑之上。

朱檀是朱元璋第十子，封到山东为鲁王，死后当然得到厚葬。但其墓室规模未见报导，只知有随葬木雕画彩俑多至四百零六件。马二十四匹，马车三辆，在数量上比朱厚烨墓更多一倍以上。在《文物》曾刊有一张俑人照片，从照片中隐约可以看到，俑和马都是神态生动，在造型上也似胜过上海潘氏墓的木雕俑。如照片最前列驾车的辕马和两个御马者，都昂扬作势，显示威风，在一般俑人中是颇少见的。根据报导，这四百多件明代木雕彩画的俑马，都己由山东省博物馆收藏，这是明代木雕艺术的珍品，值得珍贵。

【二】清代墓俑清代墓俑新中国建国以来，全国兴起基建工程高潮，各省各地在此间出土的古墓葬其数量之多，是难以统计的。但对于距离我们今天较近的清代墓葬，文物考古界却极少报导。清代由于更盛行用纸扎冥器送葬，因而从葬的俑人，比前代更为少见。记得在五十年代中，偶然在北京北海公园参观北京市文物处展出的出土文物中，有几件彩绘瓷人，体积类似墓俑，当时认为是清代俑人，曾几次要求给予照片作为研究资料，均以尚未公开发表而遭拒绝。至于这几件瓷人的来历，就无从探得了。就一般的情况说，清代应和明代相类似，民间虽多以纸入送葬，但皇室贵族，显官富户的丧葬，仍是以泥、木俑人为贵重，明代万历定陵和山东明鲁王墓、江西明益庄王墓，就是很好的例证。但清代最兴盛的皇帝乾隆和后期的光绪帝，最近将他们的墓室地宫开放后，却未见到有提及俑人之事，是否与明帝陵有别而不用俑人，尚有待于了解。只是1982年第二期《文物》上，刊出了清代初年屯镇广东边防将军吴六奇墓，出土的一组近五十件陶俑，说明清代还保存了以俑随葬的制度。

据记载，吴六奇原为明末南迁后偏安王朝的总兵，因反戈降清得到清王朝的重用，死后赐一品仪卫营造墓葬于广东大埔县城郊，随葬陶俑也特别精巧。五十件俑人，包括女侍俑十四、男侍俑三、侍吏俑三衙役俑一、仪仗俑七、传令俑四、乐俑一，以上这些俑人连其它的什物模型，分类装放在一个葬具箱中，与墓志一起埋于墓室，因此保存得完整无损。

这批陶俑人的艺术造型，如按时代说，它应和清陵石雕像同样是形神萎缩的。可实际并非如此，这一批俑人却塑制得非常精丽，其艺术手法，似乎要高出于元、明墓俑之上。不仅是体躯比例适称，而且眉目清秀，神态如生，衣纹塑法也细致流动，富有变化，尤以个别女侍俑，形象秀美，周身衣纹简洁自然，可以与同时代的牙雕仕女或观音像媲美。这种高超的塑技，无疑是出自一位名匠之手。广东是素以习：雕驰名的，有名的潮州木雕也以精细工巧见胜，雕塑于广东、大埔的这一组墓俑，是和上述的传统雕刻一定有渊源关系的。

中国从宋代及其以后，由于木构建筑的宫殿，尤其是寺庙的发达，同时由于绘画艺术的广泛运用，因而很多的建筑装饰多用色彩藻饰而少用雕刻。虽然如此，具有民族传统的木雕和砖雕，在一般的民间建筑装饰上仍然是很发达的，尤以明，清两代，木雕和砖雕都有非常精巧的制作。即石雕方面，所有的柱础、栏杆以及守门石狮和与建筑物有关的碑、头碑座等，都继承前代的传统，而且还出现了一种明、清多见的纪念碑式的牌坊(或称牌楼)雕刻。整个元、明清建筑，尤其是明、清两代建筑，因时代较近，仍多保存。另外，属于工艺性质的雕刻和雕塑也有很大的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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