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绘画的壁画阎立本《凌烟阁功臣图》壁画艺术在隋唐时达到极盛。当时宫殿、衙署、厅堂、寺观、石窟、墓室都有壁画装饰。唐代壁画继承汉魏的传统又有巨大发展，壁画题材由图绘人物及佛道故事扩大到表现山水、花竹、禽兽等方面，内容及u技巧/u上均大大超过前代。隋唐在长安、洛阳营造的宫廷殿阁，极为壮丽，为适应政治需要及美化环境的要求，其中大都有壁画装饰。唐太宗时阎立本奉诏在凌烟阁画《二十四功臣图》[即《凌烟阁功臣图》]，表彰开国的功臣勋将。玄宗时，李思训、吴道子先后在大同殿画四川嘉陵江山水，“李思训数月之功，吴道子一日之迹，皆极其妙”，各具不同的风格。从唐人诗歌里还可见当时以画鹰、狮、鹤等飞禽走兽来装饰厅堂的现象，画鹤名家薛稷在长安、成都等地厅署壁上都曾画鹤，韦偃曾应杜甫请求在成都堂壁上画马。在近数十年考古发掘中,发现了大量唐代壁画墓,其中以分布于陕西西安附近的唐代皇族墓室壁画最为精美(见隋唐墓室壁画)。壁画依墓道、天井、甬道、墓室不同位置设计绘制，内容包括出行、仪卫、乐舞、宫女内侍等,其中以位于陕西三原之李寿墓壁画,位于乾县之李重润墓壁画、李贤墓壁画、李仙蕙墓壁画最为突出。李寿墓中长达6米的《狩猎图》画丛山峡谷中数十名猎手围猎，纷乱中有章法。李贤墓墓道东壁长达12米的《狩猎出行图》，画中人物掣鹰携犬骑马奔驰在长安大道上，反映了贵族耀武扬威的气势；《马球图》画体态矫健的球手们驰马争球，形象地记录了唐代流行的体育项目；《客使图》表现三个外族使节在唐朝官员引导下的进谒场面，反映了唐王朝与边远各政权的密切关系。李重润墓之《阙楼图》巍峨壮丽，仪仗队伍气势庄严，场景浩大。李贤墓与李仙蕙墓中的《宫女图》面庞丰满，身姿优美，眉目传神。这些壁画大都出于宫廷画工之手，描绘了人物、仕女、界画、山水等各种形象，线条或严谨劲简，或洒落而有气概，用色绚丽灿烂，显示了初、盛唐时期的绘画水平。隋唐时期宗教壁画创作出现高潮，遍布各地的大量寺观中皆有壁画，长安、洛阳两地寺观壁画大都是名画家的手笔，画迹早已不存，其盛况在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?记两京外州寺观壁画》及段成式《寺塔记》中有较具体的记录（见隋唐寺观壁画）。唐中叶以后，四川地区寺观壁画非常隆盛，宋代黄休复《益州名画录》详尽记载了大量生动的资料。唐代寺观壁画气势恢宏，色彩灿烂，题材上一反南北朝流行的宣扬以牺牲及苦修为内容的本生故事，而大量盛行歌颂天国的美好和欢乐的经变画，寺庙壁画中大量图绘《西方净土变相》，名僧善导大师一生曾图绘净土变相300余堵。宗教壁画中也出现不少描绘现实生活的场景，神佛形象具有人的气质,甚至菩萨如宫娃，以贵族的姬妾歌伎为模特儿，有的寺庙中还画有高僧肖像。唐末黄巢起义，僖宗逃到四川，回长安前画其像及文武百李贤墓《狩猎出行图》僚像于成都大圣慈寺，是一幅规模巨大的群像。山水、花鸟也在寺观中出现，吴道子常于佛寺画怪石崩滩，王维在清源寺画辋川图，张询在成都昭觉寺画三时山，刁光胤在大圣慈寺画四时雀竹等都受到人们的称赞。以上种种迹象清楚地显示了宗教壁画中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。寺观壁画在很多名画家的创作中占有很大比例，阎立本、尉迟乙僧、张孝师、范长寿、吴道子、皇甫轸、刘行臣、周□、孙位等都以擅长壁画享有盛名。他们的作品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个人特色。隋唐寺庙壁画早已颓废不存，但石窟壁画却有很大部分遗存下来，其数量和艺术水平都大大超过往代。由于国力强盛，丝绸之路畅通无阻，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，新疆地区克孜尔石窟、库木吐□石窟及森木塞姆石窟的壁画更加精美，并有着鲜明的地区特色。敦煌莫高窟壁画至唐代达到繁盛的顶点，现存唐窟200多个,几乎占现存全部石窟的半数，其中大型洞窟,如初唐220窟、217窟，盛唐103窟、130窟等，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，内容之丰富，造型之准确，色彩之灿烂，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。大幅的经变画，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，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、七宝莲池、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，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。弥勒经变、法华经变、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画出了行旅、嫁娶、农耕、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，壁画中创造了佛、菩萨、弟子、天王等栩栩如生的形象，飞天凌空飞舞，尤具有浪漫主义色彩。供养人中的豪门权贵的形象也占据重要壁面，盛装艳服，携带亲属奴婢，如130窟乐庭□及王氏夫人供养像，156窟《张议潮出行图》等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。大量画迹的保留为研究唐代绘画及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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